裴 勇

     近期讀了赫爾曼•達利和小約翰•柯布合著的《21世紀生態經濟學》（英文原名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bstainable Future），這是一部面向未來的重要著作，意在解決當前人類面臨的危機，探討人類如何更好走向未來。所有面向未來的思想者、宗教家、政治家、經濟學家、學者、知識分子都有必要了解此書的視角、分析和提出的對策建議。

    作者認爲，當前的經濟制度和國際體制是現代性的、是以西方爲主導的、以人類爲中心的、個人主義至上的、把理性和科技迷信化的、以金融資本爲核心的、爲少數人利益及其無限貪欲服務的、盲目增長的、造成生態災難的、不可持續的且已全球化了的體制。爲此，未來必須重新定位人類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向，這就是——建立爲共同（體）利益服務、生態的、有機主義的、整體論觀點的、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制度、社會運作機制和國際體制，創造以共同體利益爲中心的新型的生態文明。 我將這一主張稱之爲後現代共同體主義或新共同體主義 （在現代社會已經存在一種“共同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 ，也叫“社群主義”，是現代性意義上的。本文中的共同體主義是後現代意義上的，所以我稱之爲“後現代共同體主義”或“新共同體主義”）。

    第一次蒙，人類進入現代性社會，以個人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無限增長爲主導，正因生態災難、人性異化而難以爲繼。第二次蒙，人類將進入後現代社會，將以個體和集體兼顧、自給自足的適度規模經濟、共同體主義、可持續發展爲主。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的協同滋長和交互增生把現代性的弊病和盤托出，把人類帶入一個危險的困境之中。人類要走出現代性困局，走向後現代，走向生態的、爲共同體利益服務的、可持續發展的新文明型態，需要新的發展倫理或經濟倫理給與指引。新文明型態需要一種自給自足的，適度規模的，節制欲望的、控制需求的、以共同體爲基礎的、注重個體與整體均衡的、多元文化並存的、整體兼顧的發展模式。針對這樣的需求，需要圍繞上述新型文明的共同價值，同時尊重不同文化的特點來提出精神一致但文化表達多樣的新的發展倫理。導，向生態文明、人的真正解放進發。

    柯布指出：“一些不承認有神論的人，仍然承認個體的價值和整個系統的價值。我們與他們有著同樣的立場，而且我們認爲許多人在直覺上與我們有著同樣的信念，即兩者都很重要。我們的觀點是，這種承認最好以這種觀點爲基礎，即存在一個統一的整體，它對其中發生的一切都很敏感。我們確信，這個無所不包的統一體就是先知傳統的上帝”。我認爲，就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背景而言，應該找回那種尊重自然、注重整體大全、確信作爲無所不包統一體上帝的“先知傳統”，以之代替與過期的現代性相應的“新教倫理”。從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過渡到“先知傳統與後現代共同體主義"，以“先知傳統”作指引走向“新共同體主義”。對于不承認西方有神論的其他文化傳統，大多數都有統一的整體論的傳統。中國儒家的天、易，道家（教）的道、虛，佛教的法界、佛性，印度教的梵天等大都是或近似無所不包的統一體概念，大多曆來就蘊含前述新共同體主義的主要價值觀，他們多主張節制欲望、修養內在、中道均衡、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等，他們天然的與後現代共同體主義更容易接軌。就中國而言，可以發展出儒家倫理與新共同體主義，佛教倫理與新共同體主義，或者整合儒釋道三家提取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發展出中華人文倫理與新共同體主義或聖賢傳統與新共同體主義，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向後現代生態文明邁進。

    當代中國的領導人連續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與柯布等西方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者提出的我稱之爲“新共同體主義”的理念內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總體而言，這應該已經成爲全球的共識。傳統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下除了作爲利益之爭的旗號外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未來的地球村應該只有一種統一的意識形態——“新共同體主義”。在此基礎上，世界各國、各文明才能在保持多樣性、獨特性的前提下平等互尊，合作共贏，創造共同福祉。中國學者應像柯布一樣針對中國的發展、面向未來提出“新共同體主義”的現實的切實有效的具體主張。而關鍵一點是：中國必須先走出現代性的思維和局限，在盡量規避現代性弊端的同時向後現代、向新共同體主義路向轉舵，包括物質、經濟的層面，更包括精神、社會的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