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2005年成立於美國西海岸著名的加州克萊蒙大學城，是全球進行後現代研究、生態文明研究和過程思想研究的學術機構。研究院宣導一種建立在有機整體和內在聯繫之上的過程思維，以尋求人類共同的福祉為旨歸。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院長為世界著名後現代思想家、美國國家人文科學院院士、著名過程哲學家、生態經濟學家、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和有機馬克思主義的領軍人物柯布博士（John B. Cobb, Jr, Ph.D）。柯布博士堅信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主張中國跨過西方工業文明的誤區，直接進入生態文明。由美國過程研究中心、美國生態文明研究院和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共同主辦的“農人與哲人：走向生態文明”研討會於2018年1月20-21日在克萊蒙召開。在會上，農人與哲人共同為現代文明把脈。

現代文明，這裏主要指的是西式工業文明，是在頌歌聲中一路走來的。今天，恐怕沒有人會完全否認現代文明的成果，更沒有人能完全離開現代文明給我們帶來的物質上的極大便利。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另一個同樣不爭的事實是，該文明在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物質文明的同時，對我們這個美麗星球的影響也是史無前例的。生態哲學家警示我們：我們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生態危機。人類對地球生態環境的破壞主要表現在氣候變化、物種滅絕、對氮磷循環系統的破壞、海洋酸化等九個方面。現代農業，因對化肥、農藥和塑膠的過度使用，成為面源污染的“第一大貢獻者”。過度使用化肥和農藥導致土壤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最終嚴重危害人體的健康，對地球生態系統的破壞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都是現代文明（包括現代農業）的“傑作”。

現代文明和現代農業怎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這是每一個有識之士都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剛剛結束的“農人與哲人：走向生態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也旨在對這一問題給出自己的答案。

由美國過程研究中心、美國生態文明研究院和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共同主辦的“農人與哲人：走向生態文明”研討會於2018年1月20-21日在著名的生態城克萊蒙召開。參會者來自各個領域，既有世界著名哲學家，也有普通農夫；既有美國可持續農業的先驅，也有返鄉務農青年。來自哥倫比亞的農人安娜的話可以幫助打消人們對會議代表的疑慮：“真正的農人一定是哲人！”（A true farmer must be a philosopher!）

“真正的農人一定是哲人”

農人與哲人之間，農耕與哲學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美國紐約克拉克森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系主任、哲學教授比爾‧維特克闡述了二者的相同處。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如下幾點：農人和哲人都是高度複雜的文化與文明的中心；農人和哲人都有創造體系和範疇的能量；農人和哲人都有轉變世界的能力；雖然農人耕農田，哲人耕心田，但農田和心田是相互系聯，相互支撐的。

當然，這裏說的哲學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哲學”，而是作為智慧代名詞的哲學。在世界著名過程哲學家，也是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綠色GDP概念的小約翰‧柯布博士看來，現代西方主流哲學由於沉湎於分析哲學，已經遠離了哲學的初衷，因此若到主流的哲學刊物中尋求智慧，那無異於緣木求魚。

說真正的農人一定是哲人，意味著真正的農民一定是有智慧的，所謂智慧就是洞悉事物之間內在聯繫的能力。一個真正的農民，一定精准地知道自己在宇宙間的位置，瞭解四時的演變，知道人和大地的關係、人和社群的關係、人和莊稼的關係、莊稼和草的關係、莊稼和蟲的關係，從而謀時而動，順勢而為。弗裏德裏克‧柯什曼可謂農人哲人完美結合的典範。這位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博士，既著書立說，擔任艾奧瓦州立大學的宗教與哲學系教授， 又耕種著1800英畝經過認證的有機農場。

美國國父傑弗遜早就說過：天天與大自然打交道的農人是最有道德的，“他們最具生命力，最具獨立自由之精神，最善良；他們與國家休戚相關，與國家的自由和利益永遠相結合”。他們是“最有價值的公民”，是國家“最珍貴的部分”，是他們使一個國家免於腐敗，人民身心健康。

探索新型的人與自然的關係

從哲學上看， 在上述所有這些關係中，最基本的也是最至關重要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在柯布博士看來，正是對這一根本關係的理解出了差錯，才導致現代西方文明陷入今日的困局。如果一個時代出了問題，一定是那個時代的哲學出了問題。按照柯布博士的分析，現代西方哲學在笛卡爾和康德的二元論引領下，走上了一條否認自然有其內在價值的人類中心主義道路。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在高揚人的主體性的同時，也從根本上扭曲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與扭曲人與自然關係密切相關的，是對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群的關係、男性與女性關係的曲扭。其背後的哲學基礎是實體思維和個人主義。

所謂“實體”按照現代哲學的奠基者笛卡爾的界定， 就是一個不依賴其他任何東西而自身存在的東西。從這樣一種實體的角度看待事物，把個體看作一個自給自足的實體，看作與他人和社會相隔絕的孤島，就是實體思維。所謂個人主義也就是這種實體思維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把個人看作獨立不依的自足的實體，看作與自然、社群和他人相隔絕的存在。在這種個人主義的框架下，“人是孤零零地站立在世界上的。”這種個人主義既成就了資本主義，也反過來被資本主義所成就，其結果就是我們忘記了我們是相互依存的存在。因此，對天人關係的錯位的反思，對新型人與自然關係的探索成為本次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

依照柯布博士的分析，現代西方對自然的理解是機械的，自然被看作本身是無意義和無內在價值的，它的價值只針對人類具有有用性。“人類是否配得上現在的地位？”這是韋斯‧傑克遜——美國自然農業的先驅，美國土地研究院創院院長——提出的問題。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沒好好地呵護自然，相反卻一直在奴役自然，奴役大地、動物、植物。1997年，著名的《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幾個著名科學家聯合撰寫的文章，他們在文章中明確提出，對大自然提供給人類的資源，他們“只肯給一美元的估價”。由此可見，人類中心主義是何等強勢。

來自印度的娜塔麗女士用事實揭露了印度農業盲目擁抱西式工業化農業造成的一系列慘劇（其中包括持續不斷的農民自殺潮）。按照印度著名環境哲學家範達娜‧席娃的研究，1995年以來，在印度已經有31.8萬農民自殺，其罪魁禍首就是現代農業。這是一種將農業與營養和生態割裂開來的農業。上萬年來，印度農業一直遵循“地球第一，農人第一”的原則。而現代農業掀起的所謂“綠色革命”以及隨後的農業產業化徹底摧毀了印度憐惜自然、珍重生命的古老文明。

希望來自變化

與會者也意識到，要讓現代人改變這種對大自然的奴隸主心態絕非易事。例如，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柯什曼說：“沒人願意做出改變”。柯布博士在2017年中國“首屆蓮都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論壇”上也明確說過：“我期待現代性儘早開始崩潰”，這樣一來，“人們將被迫去尋找其他的替代社會形態。”他用蜜蜂數量急劇下降的例子來說明美國在不遠的將來會出現的生態危機。在美國，蜜蜂的數量正直線下降，但從事化工產業的公司卻繼續生產和銷售能殺死蜜蜂的殺蟲劑。如果昆蟲不再為莊稼授粉，那麼我們將面臨多重危機。我們將需要進口食物，但全球食物供給是有限的。美國人將不再有足夠的食物，從而被迫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到了那時，人們不得不開始考慮社會、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改變。

那麼希望在何方呢？“希望來自變化”，希望存在於努力之中。這是參加大會的全體農人和哲人的共識，儘管他們中許多人沒學過《易經》，未曾聽說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中國古訓。但人們知道，唯有變化才能幫我們走出困局，唯有做出改變才能給人帶來希望。那麼變化從哪里開始呢？

從轉變世界觀開始

在德克薩斯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羅伯特‧詹森、傑克遜和維特克等會議代表看來，對於今日的生態危機和農業危機，人類中心主義、科學主義、技術至上主義難辭其咎。許多人堅信，依靠科技，人類“完全可以應對世界的複雜性”。人類要走出困局，就要意識到我們自身的局限性，視謙遜為一種美德。將這種美德運用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就要培養一種以自然為師，向自然學習的心態。要認識到人類僅僅是宇宙共同體的一部分，是宇宙之旅的一部分，是生態共同體的普通公民。

“現代文明的失敗實質上是現代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失敗”。這是科羅拉多州的納羅帕大學生態心理系主任考克斯教授的論斷。我們需要思考一種新世界觀。

由於奉“價值中立”為圭臬，在西方大學的哲學系裏是不能講“世界觀”的，要講只能放到宗教系或神學院去講。而人又怎麼能離得開世界觀呢？因為正是世界觀影響和決定了我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如果我們把世界看作物質的堆積或者看作一架機器，那麼我們粗暴地對待自然、機械冷漠地對待他人就沒有什麼不對。如果我們把宇宙看作和我們一樣生生不息的鮮活的存在，那麼我們就會生髮出民胞物與的情懷，就會發自內心地呵護自然，關愛他者。由於不談世界觀和價值觀，其結果就如柯布博士所說的“金錢成為唯一的價值”。來自艾奧瓦州的有機農人丹尼爾說，“我出生在一個不談世界觀的社會環境中，我只想幹農業、教農業，但正是農業使我意識到現代世界觀出了問題”。

與學院派懼怕“價值中立”這個緊箍咒不同，所有在一線勞作的與會有機農人則都不忌諱自己對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擁抱。大會第一個主旨發言的題目就是《農業的精神維度：一種實踐的必需》。發言人為弗裏德裏克‧柯什曼。他在發言中明確提出，有機農業需要一種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做支撐。因為世界觀和價值觀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為什麼而活”的問題，它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要振興鄉村，要複魅農業，要榮耀農人，離開世界觀和價值觀是不可能的。在他看來，這種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應該是一種敬畏自然、敬畏大地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要求我們視土地為“有機體”，視自然為“母親”。美國著名農耕詩人溫德爾‧柏瑞曾強調: “不論日常生活多麼都市化，我們的身體仍必須仰賴農業維生；我們來自大地，最終也將歸於大地，因此，我們的存在基於農業之中，無異於我們存在於自己的血肉之中”。顯然，這是一種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新理解，它不啻於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另類表達。

與會者也意識到，轉變人的世界觀是一項漫長而艱巨的任務。他們因此提出可以考慮從食物入手，從身體入手。事實上，你的身體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呵護我們的身體，也是環保的題中應有之義，這就涉及健康食品。來自利奧波德研究中心的特沃斯博士強調，我們應該“讓食物成為藥”（Let food become medicine.）。熟悉“藥食同源”的中國人對此應該不會感到陌生。但問題是：如果土地病了，怎麼能長出健康的莊稼；如果莊稼病了，怎麼能生產出健康的食材？而常年吃不健康食物的人，又怎麼可能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可見，土地的健康嚴重關涉人的健康。因此，即使是為我們自身的健康著想，我們也應善待大地，走生態農業之路。

生態小農場的“韌勁”

鑒於農業是一切文明的基礎，而由美國領軍的現代工業化農業或化學農業弊端日現，尋求走出現代農業的困境已成為必然。在美國著名後現代農業先驅弗洛伊登博格看來，美國式的大規模工業化農業是建立在高度依賴石化能源基礎上的，它不僅依賴石油為機械化農業生產提供動力，還需要從石油中提煉生產化肥和農藥的物質。這種工業化農業對地球的破壞是毀滅性的。“我們的資源、環境都不支持這種以掠奪為特徵的現代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人類必須走可持續的生態農業道路”，弗洛伊登博格強調說。

在走有機農業之路方面，柯什曼可謂先驅。早在1976年，他就把自己的家庭農場改造成有機農場，40年來一直致力於有機農耕，探索轉變現代人的耕作方式和土地的關係。他的農場採取多樣作物輪作制，不施農藥，不撒化肥。這使他的農場既高產又改善了地力。他的有機農場成了美國有機農業的一面旗幟，其本人也成了美國可持續農業運動的傳奇人物。但一人要打理1800英畝的農場，便不得不使用大型農業機械。這在後現代農人看來，多少有些不夠環保。因為這些機械耗費的石化能源也是不小的。這種生產方式也明顯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今天越來越多的有機農人鍾情於有機的生態小農場，他們認為生態小農場更有“韌勁”，更容易應對即將來臨的生態危機。

值得指出的是，這些生態小農場的收益並不比大型工業化農場的收益低，而且還能給人帶來更多的快樂！這方面，美國南加州的“艾米農場”（Amy’s Farm）可謂一個典型。對於這個農場，新華社駐洛杉磯分社社長薛穎曾有過專門報導。筆者也有幸多次前往“艾米農場”參觀。農場創始人阮迪這次也親臨了會議，向大會介紹了他的頗具有後現代色彩的農場。農場是阮迪和女兒艾米合辦的，面積不大（占地60畝），耕種面積十幾畝，養了幾十只牛、馬、豬、羊等牲畜，100多只雞、鴨、鵝等家禽，種了幾十種菜蔬、幾十棵果樹。

“艾米的農場”秉承完全開放的經營思路：“四個隨便”（門隨便進、活兒隨便幹、菜隨便摘、錢隨便給）就是這種思路的體現。週一至週六，“艾米的農場”敞開大門，歡迎任何人來參觀或勞動，人們可以在這個農場隨便進出，地裏的農活兒也是願意勞動的就隨便幹。事實上，農場的活兒主要是志願者在幹，志願者多的時候有100多人，有人甚至開車80多公里來幹農活兒。艾米農場還有意發展了親子生態教育，孩子們在這裏學會認識蔬菜、擠奶、撿蛋，喂牛羊，瞭解食物來源。

除了賣菜、畜產品等方面的收入，還有每天100人左右的參觀、採摘的收入。艾米農場大約每年可淨入25萬美元。今天，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像“艾米農場”這樣的小規模、精耕細作、多樣化經營的生態農場，才是未來農業的理想模式，因為它不僅有植物多樣性，而且有文化多樣性，更具生產性，產量更高，因此更有韌性、更可持續。艾米農場的最大吸引力在於它的原生態化：農場基本使用人力，以節約能源，採用滴灌系統，以節約水資源；從來不使用化肥和農藥，以避免傷害土壤中的微生物。農場進入了一個良性迴圈、可持續發展的理想模式：牲畜糞便可以作為肥料還田，土壤越來越肥沃，菜長得比普通農場茁壯，連田間的雜草都特別粗壯、蟲子個兒頭都比別處大，用田間雜草喂羊，雞在地裏吃蟲子，其結果是牛羊肥壯、雞蛋營養更豐富。

百年樹人：擁抱生態教育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走出現代工業文明的困境，走向生態文明，離開教育是萬萬不能的。以升學為手段、以求職為目的現代教育是一種城市導向的教育，在根蒂上是一種離土教育，是一種疏離自然、遠離生活的教育。只強調書本知識的學習, 割斷了學生、學校和教育與自然、社會、傳統和實踐的血脈聯繫，使得教育出來的學生失去心理座標，產生孤獨感。對於今日的生態危機，現代教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指望現行的教育體系培養出生態文明需要的人才，不啻於緣木求魚。正如柯布博士詰問的那樣：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怎麼能培養出以共同福祉為旨歸的生態文明的人才？作為現代文明和資本主義的超越者， 生態文明需要新型人才，因此它呼喚一種生態教育。對於生態教育的目的和內涵，與會代表提出了不少頗富建設性的意見。

美國弗蘭特山脈社區學院的農人教授史蒂文認為，生態教育意在啟發受教育者用一種有機的相互聯繫的視角看待人與環境的關係。在精神與可持續中心主任克裏斯汀看來，由於現代人缺乏與自然的真實聯繫，生態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幫助現代人建立與自然的真實聯繫，也就是幫助現代人“續根”。利奧波德可持續農業研究中心的特沃斯認為，生態教育的目的是推動人們實現從自然的征服者到自然的一員的轉變，培育人們尊重生態共同體及其生態同胞的情懷。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院長克萊頓強調，生態教育要為學生提供生命的意義與希望。來自俄勒岡的美國新農民亞當‧海德認為，生態教育的目的是幫助孩子建立與大自然的親密聯繫，使兒童知道食物從何而來？我們為什麼要敬畏自然？海德大學畢業後回鄉務農，現在和妻子經營一家小型有機農場，育有三個孩子。他對土地和孩子有很深的感情。當說到現代兒童身處遠離自然的鋼筋水泥都市叢林中，終日吃著不健康的食品的時候，他幾度落淚。如果改變不了整個體制，那就從自己做起。因此，他每週四把孩子從學校接出來，把他們帶到農場，給孩子一個親身接觸自然的機會，和孩子們一起播種，一起收穫，甚至一起追尋動物的足跡。他讓孩子們意識到他們可以信賴自然，依靠自然。面對筆者“孩子落下功課怎麼辦？”的擔憂，海德的回答是，比起孩子從土地、動物、河流、花草中學到的東西，比起孩子所感受到的自然之美，學校落下的那點碎片化的知識不值一提。願意的話，孩子隨時可以補上。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治河博士認為，生態教育應該是一種“熱土教育”，這是一種以地方共同體的共同福祉為旨歸的“有根教育”，它注重增強學生與世界的聯繫，它把培養學生厚重的責任感和深邃的歸屬感作為教育的目的。正如柏瑞所說，“如果我們不了解一個地方，不熱愛一個地方，我們最終會糊裏糊塗地毀了這個地方。”

生態教育不僅涉及基礎教育改革，也涉及高等教育的根本性變革。為此，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專案主任樊美筠博士向大會介紹了她和柯布博士等人正在籌畫建立的生態大學。這是他們醞釀了10年之久的大學，也將是世界上第一所以生態文明為取向的大學。與主流的為工業文明服務的“職業培訓所式”的現代大學不同，建立在有機哲學之上的生態大學是為生態文明服務的，它將打破傳統的學科設置，以解決問題為導向，解構現行僵硬的學士-碩士-博士教育結構，重點培養學生融會貫通的能力、打通事物隔閡的能力、轉化事物的能力以及打通學問與生命的能力。美國過程研究中心訪問學者、中國渤海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楊道宇教授認為，要真正貫徹生態教育，現行的課程設置必須改革，必須將生態理念全面貫徹到課程中。柯布博士的高足、著名建設性後現代教育家馬爾庫塞‧福特和珊卓‧魯巴斯基在亞利桑那州所創立的旗杆學院（Flagstaff College）可以看作生態大學的一個雛形。遵循懷特海的有機哲學，該校以地球為中心的課程設置就是圍繞可持續性展開的，相應地，他們將教室拓展到周圍社區和自然界。這可謂生態教育和生態大學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