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并不打算凑疫情的热闹。3 月 9 日，我看了一集《七个世界一个星球》，从开头哭到结尾。我难过的是，为什么其他物种要为人类的恶买单呢？那些生命从出生伊始就面临生存竞争，活下来非常艰难。人类已经没有天敌了，但还是不顾一切、毁坏一切。在气愤之余，作为后辈的我，联系上了身在美国的中国著名后现代哲学专家王治河老师和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晓华老师，向两位老师抛出了一系列问题，希望他们从生态学者的角度，谈一谈全球疫情与生态建设。以下是访谈实录。
张茜：疫情爆发前，您在做什么？爆发后，生活上有哪些变化？
王晓华：疫情爆发前我正在举办有关身体美学和生态美学的巡回讲座，参加一系列学术会议，“累并快乐着”。在疫情爆发后，几乎所有的学术交流活动全都戛然而止。现在，由于所在的学校和所居住的小区还处于封闭状态，我真切地体验到了所谓的“囚徒处境”。
王治河：疫情爆发前我们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我们研究院一年一度最大的国际会议，也就是“第14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暨第三届青年生态文明论坛”。时间也定了，是4月24-25日，会场也定了，在南加州的克莱蒙培泽大学，但疫情一来，一切都泡汤了。因为先是美国驻华使馆关闭，据说要到5月初才开门受理赴美签证；随后是赴美航班几近中断，这样四月的会议��论如何是开不成了。
张茜：疫情爆发这一段时间，您心理或认知上有哪些起伏？
王晓华：在这段时间，我的心理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几天前还雄心勃勃的我感到焦虑、�茪O、荒诞，怀疑自己已经制定的学术规划。这是一种具有背反意味的心理状态：一方面，我开始反思疫情产生的深层原因，力图创立具有矫正力量的理论图式；另一方面，退隐之念挥之不去。
王治河：虽然以前也曾在理论上嘲笑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但对生命如此脆弱，则从未有如此这般切肤的感受，数千人条生命说没就没了。不管你身处哪国，是何肤色，不论你是政府高官还是明星巨贾，在小小的病毒面前几乎不堪一击。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玉损，一个个快乐的家庭破碎，这种感受尤其强烈。
张茜：在疫情发生前，您有预想过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事吗？如有，是基于怎样的判断。
王晓华：坦率地说，疫情发生之前我就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危机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理由很多，但其中两个是：其一，此前的人们过于乐观了，总以为自己会高歌猛进，忽略了可能存在的风险；其二，我们现在还处于过渡阶段，尚未完成某些必要的转型。
王治河：或许源于我的导师大卫·格里芬和“生态圣贤”小约翰·柯布博士的影响，对危机的发生多少是有些预期的，如果你认可此次疫情其实就是一种生态危机的话。因为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柯布博士就写下了《是否太晚？》一书，并在克莱蒙组织召开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如何应对生态灾难的会议。格里芬在《空前的生态危机》一书中更是放了狠话：“如果我们任由生态危机进一步发展，人类文明将在全球如火如荼地追求��节制的发展中走向终结”。
作为践行知行合一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格里芬在圣塔芭芭拉自己动手修建了不用空调的“生态屋”，柯布则在克莱蒙动员大家修建了“后现代窑洞”。（许多中国学者和媒体人都去这两个地方参观过）。柯布的儿子，著名社会公共政策专家、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克里福·柯布也曾警告说：一次足以摧毁人类文明的世界危机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威胁。事实上，它已经悬在我们的头顶。2019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安徽大学等地演讲时更是强调：生态灾难很有可能以大规模传染病的形式出现。想来他被评为与《寂静的春天》作者卡逊齐名的“20世纪最有洞见者”绝非浪得虚名。
受他们的影响，我曾写了“生态灾难来临时，中国能否独善其身?”（ 《绿叶》 和“不妨多一些‘生态灾难意识’”（《环球时报》）等文章，意在唤起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我和樊美筠博士这些年所倡导的“第二次启蒙”（Second
Enlightenment）更是被我们视作一种“生态启蒙”，其中的“enlightenment” 其实最好翻译成 “觉醒、顿悟或猛醒”。听着危机的脚步一步步逼近，人类真到了猛醒的时候。2018年我们又发起了“算我一个——投身生态自救运动”。所有这一切就是希望人们能拥有忧患意识，能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用我们中国人古老的智慧表达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希望这次疫情能够警示更多的人醒来。
张茜：您认为这次疫情带来的影响有哪些？
王晓华：这次疫情可能会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卑微，重新定义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要而言之，它可能强化人们的生态意识。与此相应，国家治理层面和公民自我管理层面的变化也会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茠k再原封不动地回到过去了。
王治河：影响�蚨�将是广泛和深远的。经济上就不说了，那种过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恐怕得变了。面对突发灾难，城市如何应对民以食为天的挑战？显然在灾难面前较之能自给自足的农村，表面光鲜亮丽的城市要脆弱得多。当然，危机时分，你不能指望数千里甚至上万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为我们14亿中国人提供活命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因此像柯布博士多年来一直强调的“优先发展和完善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以自己人民的幸福指数取代西式的GDP衡量标尺”就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了。
此外疫情在全球的四处蔓延，让我们对 “环境��国界”、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有了直观的感知，进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有了切身的体会。不管形形色色的“部落主义”、“单边主义”和“排他主义”的拥趸高兴与否，各国人民的命运事实上已紧密地系联在一起了。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其他一系列全球问题，各国之间的和衷共济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追求。
著名生态学者谈“全球疫情和生态转折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