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馮富珍順利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說明了中國在外交上的實力，顯示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正日漸增強；同時，代表了中華民族己走出二百年前，列強欺辱的景況；在這種西方文明的擴張景況下，餘其說是西方政治、軍事對中國的衝擊，還不如說是文化、宗教對中華文明的衝擊，使我們不自禁想起西方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情形。

二百年前的基督新教，藉著船堅砲利之下，敲開了中國的大門，更因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得到了宗教自由傳播的保護，大批的西方傳教士進入了中國；自基督教第一位入華宣教士馬禮遜於一八零七年九月進入廣州宣教，開啟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新頁。

其實，在這之前，於唐太宗之時，基督教即傳入中國，當時稱之為景教，曾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之盛況；因武宗之禍而中斷，僅存「大秦景教碑」留世。元朝之時，基督教隨蒙古大軍駐進中原，與當時羅馬教廷有互派使節之實，因戰亂而中斷。明末耶穌會利瑪竇，重開傳教大門，因「禮儀之爭」，清康熙帝頒禁教令而中斷。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前三次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手段是和平的，在文化上是一種對話、傾聽，甚至採取融合的方式；用佛教的語言、穿儒服，介紹西洋文化為手段，深受民眾與皇室、達官貴族的歡迎。對中西文化的交流上，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近代，第四次基督教的傳入時，中國是處在一種委屈、被壓迫的境界中，加上一些不肖的傳教士為虎作倀，如為東印度公司翻譯者有之，為不平等條約作出貢獻者有之，鄙視中華文化者有之，袒護教民、欺壓鄰里者有之…….等等，無數罪行；激起了十九世紀的連連「教案」，以及二十世紀初的「非基督徒運動」。

為什麼會有這些衝突呢？答案是「文化」使然。

因為，「人」是受文化影響而塑造的。人是可以接受任何文化，而改變個人氣質；一旦在一種文化中成長，久而久之就會被其文化定型，對外來文化，就會產生排斥的現象。

所以，「人」是以文化為依歸，惟有在自我的文化中才能體現出主體的意識，主體的利益，主體的活動的表現，作為與其他文化的一種區隔；而宗教正是文化主體意識活動的一種展現方式。

從文化的表徵上發現，西方傳教士所關心的是向落後的中國傳播福音，推廣西方文化；而中國盼望的是吸取西方科技、富國強兵。可見，不同文化下成長的個體，都是將自我文化為世界的中心，站在自我文化的立場去考慮文化主體的利益。

這種中西文化的南轅北轍的實況，引起了中西雙方的不能互相理解。偏偏西方傳教士，對待中國文化存有相當的偏見，總認為基督福音可以改造中國文化；但從文化的角度上而言：這是一條行不通的死胡同，因為文化是不能移殖的，文化只能在對話之中加以融合。從文化的意義上而言：近代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播基督教，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直接撞擊。因此，於其說是「傳教衝突」，還不如說是「文明衝突」。綜觀而言：近代中國基督教的傳播史，可以說是一場文明衝突的紀錄史。我們再次談論這段歷史，讓我們在認識文明衝突上具有有一定的意義與價值。

總之，陳馮富珍執掌世衛的當下，我們更應該真切的反思，在文明的衝突下，體悟到文化只有差異之分、沒有高下之分的，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學習如何通過對話、傾聽、交流，使得各文化之間能更和諧的相處，促進世界在互助互利的合作下更和平。